網約車司機接單途中訂單取消後猝死，是否屬於職業傷害？重慶法院的一紙判決，給出了清晰而有力的回答法律。日前，重慶市永川區人民法院審結的這起案件，不僅為逝者家屬討回了公道，更在數字勞動時代，為演算法與法律的關係劃下了一條不容模糊的紅線。（7月22日《工人日報》）
網約車司機李某的悲劇，暴露了平臺經濟下勞動保障的深層痛點法律。他在接單途中因交通事故導致訂單被取消，不久後倒地猝死，卻被當地勞動行政部門以“訂單已取消”為由，拒絕認定為職業傷害。這一決定的背後，是平臺系統對“勞動”的數字化切割——接單是開始，送達是結束，取消即清零。然而，重慶永川區人民法院的改判，否定了這種機械冰冷的邏輯，明確指出：“任務期間”應理解為與本次訂單相關的全部必要行為終結之時。這不僅是對個案的糾偏，更是對演算法統治下勞動者主體地位的法律確認。
在平臺的演算法世界裡，勞動被拆解為一串串孤立的資料節點法律。接單、行駛、送達、取消，每個環節都被系統精確標記，卻唯獨看不見勞動者的真實處境。對李某而言，駕駛前往接駕地、應對途中突發事故，本就是履約行為的有機組成，也是職業風險最集中的時段。若因訂單狀態的變動，就割裂整個勞動過程，勞動者便淪為隨時可被替換的“資料原料”。一旦這種演算法邏輯被賦予認定工傷的權威，平臺將擁有無限免責空間，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也將被系統性侵蝕。
法院判決的可貴之處，在於它拒絕了演算法的“話語霸權”，迴歸了實質正義的法治立場法律。法官蘇福提出的核心追問——“‘任務期間’能不能簡單等同於平臺系統上‘訂單結束’的那一秒”，直擊要害。法律認定職業傷害，應立足於勞動的事實本質，而非平臺的形式記錄。李某已出發接單，在途中處理事故，全程未曾脫離工作狀態，其猝死發生在勞動持續期間，理應納入職業傷害保障範疇。法院將“任務期間”解釋為“與本次訂單相關的全部必要行為終結之時”，既是對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立法精神的深度闡釋，也為新就業形態下的工傷認定確立了重要裁判規則：在涉及勞動者生命健康的關鍵問題上，法律的尺度必須高於程式碼的邏輯，事實的審查必須重於系統的標籤。
此案還給我們帶來更深遠的警示法律。當前，新就業形態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正逐步推開，“每單必保”成為努力方向。但若在實踐操作中一味依賴平臺訂單資料，忽視勞動過程的連續性與複雜性，法律的防線便會在無形中被蠶食。現實中，外賣騎手在等待派單期間受傷、網約車司機在返程途中遭遇意外，這些“訂單間隙”恰恰是事故高發環節。如果司法和行政部門簡單套用演算法規則來界定責任，勞動者的安全保障將面臨系統性盲區。
技術應當服務人，而不是支配人；演算法可以最佳化效率，但不能定義權利法律。重慶法院這一判決，既是一次法律對演算法的糾偏，更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數字經濟時代勞動關係治理的應有方向。我們無法讓每一位奔波在城市街頭的勞動者都免於意外，但我們可以確保，當他們遭遇不測時，法律不會缺席，演算法不能獨斷。只有牢牢守住這條底線，勞動者的安全感和尊嚴才能在數字化浪潮中不被衝散。
作者 舒昊
責任編輯 易科彥
責任校對 李鴻睿
主編 林舒佳
終審 何曉宇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