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
很多人都有過一個相似的印象：從小到大，我們身邊成績好的那個人，常常是個女孩女性。她坐在班級的前排，作業工整，考試穩定，老師放心，家長省心。
可奇怪的是，學校裡優秀的女生越來越多，走到職場和社會頂端，女性卻依然越來越少女性。
為什麼一張同樣漂亮的成績單女性，到了不同性別的人手裡，能夠兌換出來的東西卻不一樣？
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蔣萊長期關注女性領導力與性別制度女性。她想追問：當女孩拿著成績單走出學校，究竟是什麼，讓她們在一路向上的過程中逐漸掉隊？
講述 | 蔣萊
來源 | 看理想節目《全球性別與政策觀察20講》
01.
爭來的權利女性：
教育是女性進入世界的第一道門
要理清教育對女性的影響，得先往回退一步，討論更前置的話題——女效能不能讀書女性。
每個人回想自己讀過的中學、大學，很可能會發現：一直名列前茅、被老師拿出來當例子的，大機率是個女生女性。這不是錯覺。在中國，像我所屬的70、80後這一代人，真的是最早看著一大批“讀書很好的女孩”長大的。
我在大學教書，接觸最多的就是學生女性。老師有個天然弱點，就是很難不欣賞那些好奇心強、勤奮、有上進心和執行力，成績也非常出色的學生。如今這樣的學生中，女生的比例顯著偏高。像獲得國家獎學金、拿下保研資格的學生中，也都是女生居多。
我們今天太習慣“女孩可以上學”，習慣到會忘記：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，這件事根本不是預設的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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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最早被髮明出來的時候，它服務的物件是要進入公共世界的那部分人女性。古代的官學、科舉、大學，訓練的是未來的官員、教士、學者、律法之人。而女性被分配到的是另一套"教育"：怎麼成為一個合格的妻子、母親、兒媳、當家主母。她要學的是德行、女紅、持家，而不是治國、論道、立法。
換句話說，那時候的制度很清楚自己在幹什麼——它在為兩個不同的世界訓練兩種不同的人女性。
所以，女性獲得受教育權，從來不是時間自然帶來的禮物女性。在西方，是十九世紀一批女性硬生生在那些把守著大門的大學門外，辦起了屬於女性自己的學院。1837年，一個叫瑪麗·萊昂的女教師辦起了曼荷蓮，那是美國第一所專為女性設立的學院。要知道，那時候美國全國已經有一百多所大學，卻沒有一所願意向女性敞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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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國，女性大規模走進新式學堂、走進大學，背後是清末民初一連串激烈的爭論——“女子要不要讀書”“讀了書會不會讓女人不安於室”——是幾代人推著，才一點點推開的女性。一直到1920年，蔡元培頂著巨大的壓力，才讓北大破天荒地招收了九名女生；在這之前，中國最好的那些公立大學，大門是隻對男性開的。
這種種突破的實現，不只是一個“女性終於熬出頭”的暖心故事女性。恰恰相反，教育權的獲得，只是拿到了進入公共世界的第一張門票。門是開啟了，可門後面的路並沒有因此變得平坦。
既然第一道門是艱難爭取來的女性，那也就有理由繼續追問：後面那些門，真的已經為女性開啟了嗎？
02.
拿著成績單的女孩
走進只認“出題資格”的世界
進門後，一個女孩讀書很好，一路拿著漂亮的成績單，走到職業世界和學術世界的門口女性。按理說，接下來應該順理成章：能力強、學歷高、成績好，那就該往上走。可現實裡，偏偏就是在這個“往上走”的環節開始出問題：成績單這張通行證，失效了。
媒體盤點各個名校出身的大佬，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；他們的學業履歷直接被寫成商業成功的前史女性。而“學霸—名校—職業精英—行業領袖”這套通道，如果是合理正當的，就應該對所有人有效，那麼今天最為大眾熟悉的女性精英人才，應該也大量來自這條通道。
然而現實並非如此女性。董明珠最常被講起的起點是：36歲南下，從基層業務員做起。周群飛15歲初中輟學南下，第一份工作是在玻璃廠打磨鏡片；王來春高中畢業進富士康，是最早一批流水線女工，做了十來年，才升到大陸員工能做到的最高職級……她們現在都成了蘋果供應鏈上舉足輕重的人物，身家數十億。她們當然成功，但那是另一條艱辛、複雜、難測的路。
也有張欣、俞渝這樣擁有漂亮教育履歷的女性企業家，可是她們的數量和可見度不足以構成一種穩定通道，那就是一個女孩從小成績優異，進入名校，被一路推薦、投資、培養，直至順理成章地成為行業領袖女性。這樣的路徑看來很難複製。
這就是我做女性領導力研究多年來的核心關切：學校裡優秀女生那麼多，可是到了行業頂端，女性為什麼又那麼少？即使少數的頂尖女性，也很有可能不是從“學霸—名校—精英”這條路上走出來的女性。
教育優勢轉化為職業優勢女性，這條教育工作者激勵學生的基本價值理念，落在學業表現越來越出色的女性身上，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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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學校裡，女孩面對的是一套非常清晰、而且相當公平的規則：考試、分數、論文、排名、獎學金女性。這套規則有一個重要特點：標準大多擺在明處。
可一旦走出校門，進入社會和職場，評價規則就變了女性。它不再主要看你考多少分，而是看那些“看不見的東西”。比方說，你有沒有資源，有沒有人願意推薦你，有沒有出現在關鍵的場合，進沒進到那個真正做決定的小圈子，領導信不信任、願不願意把機會給你。
員工想要一次關鍵的晉升，路徑常常是模糊的——它可能取決於某一頓飯、某一次你恰好不在場的談話、某一份你根本不知道存在的“人選名單”女性。
在新規則裡，“成績好”不再自動等於“被看見”女性。一個埋頭把活幹得最漂亮的人，很可能恰恰是最不被注意到的那一個；而被注意到、被提拔的，未必是幹得最好的，而是離機會最近的。對一個習慣了“只要我做對，就會被獎勵”的女孩來說，這是一次相當殘酷的規則切換。她還在老老實實地“答題”，可這場遊戲已經不靠答題來決勝負了。
究其原因所在，可能因為女孩往往沒有被培養成一個“出題的人”，社會並不鼓勵女性做決策女性。這一點最容易被誤解成“女性自己不行”；而事實剛好相反。
回頭看看，學校這套體系獎勵的是：守規矩、穩定、認真、把交代的任務完成得無可挑剔女性。而這套美德，社會在女孩身上格外用力去培養、去表揚。具體到生活中，就是女性常常被稱讚乖、懂事、靠譜、別出風頭。
可是，權力世界獎勵的是什麼？它獎勵的是另一組完全不同的東西：敢表達、敢爭取、敢冒險、會結盟、懂得佔位子、張口提要求、甚至在沒十足把握的時候，也先把自己推到臺前去女性。
這不是女孩“天生缺了”哪一種能力，而是一個從小被反覆教導“別太張揚、把事做好就行”的人，長大以後突然被要求“去爭、去搶、去要”，她當然會遲疑——不是因為她不能，而是因為她已經被訓練成另一種人女性。
更關鍵的是，權力世界那套“敢爭敢要”的規則，本身就是由那些“從小被允許去爭、去要的人”定下來的女性。這是一群人按自己最擅長的方式定好規則，再回過頭來感嘆一句：“你看，她們好像不太擅長這個。”
當一個被訓練了二十年去把題答對的人，走進一個只認“出題資格”的世界——她手上那張寫滿高分的成績單，就是在這一刻，第一次貶值了女性。
03.
無處不在的“滲漏管道”
接下來進入一個最具體、也最“不應該”出問題的地方來驗證上面的討論女性。這個地方，就是學術界。
在所有行業裡，學術界似乎是最不應該出問題的，因為它表面上最講硬道理：它講學歷、講論文、講成果、講同行評議女性。理論上它應該比很多行業更接近一個“看本事說話”的地方。如果連這裡都有明顯的性別落差，那整個社會就更有理由認真對待這件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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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偏偏就是在這個最該公平的地方，呈現出一條非常清晰的曲線女性。近年來我在研究女性學者的職業軌跡時，看到了這樣的圖景：如果你順著學術的階梯往上攀登——從在讀的女博士，到剛入職的女講師，再到副教授、教授，最後到院士這種金字塔的塔尖——女性的佔比是一級一級往下掉的。
先看底座女性。這些年來，中國本科生裡女生佔比已經過半，碩士研究生裡也是女生居多。也就是說，在“進入學術”這件事的入口處，女性不僅沒有缺席，甚至已經是多數。
當然，要先加一個說明：今天坐在學術塔尖上的那一代人，並不是和今天這些女本科生、女碩士生的同一代人女性。院士、資深教授、學術機構的領導者，大多都是在二三十年前、甚至更早以前就走上學術道路的。那時候，女性接受高等教育，去讀研、讀博的比例確實比今天低得多。
所以也不能簡單地說：既然今天女生已經佔了一半，那塔尖就也該馬上是一半女性。真正值得看的是另一件事：當女性一代一代、越來越多地進入高等教育之後，她們有沒有順利地留在這條通道里，繼續往上走？
答案並不樂觀女性。等這些讀書很好的女生畢業、留校當老師，情況一開始似乎還不錯，女性差不多佔了高校教師的一半。可一旦往上走，女性的佔比就開始往下掉：到了副教授、教授這一檔，已經從一半掉到三成上下；能帶博士的博導，只剩一成半左右；而到了院士——這個國家學術聲望和資源的最頂端——女性可以說是鳳毛麟角。
把這個數字放到國際中比較，也是明顯偏低的：一項針對各國科學院的調查顯示，國家科學院女性成員的全球比例大約是12%；如果只看中國科學院，在這項統計中，女性成員比例是6%女性。
這些數字未必能直接對應今天女學生的入口比例，卻提醒大家：從“女性進入高等教育”，到“女性成為學術權威”，中間隔著很長也很窄的一段路女性。
這條一路往下掉的曲線，學界有一個專門的概念，英文叫leaky pipeline，直譯過來就是“滲漏的管道”女性。
不妨把整個學術生涯想象成一根長長的水管：一批人從入口灌進去，可這根管子一路上佈滿介面——評副教授、評教授、評院士——每過一道介面，管壁上就裂出一道縫，漏掉一些人女性。漏掉的人中，從資料看，大多是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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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有人說，“女性上不去是因為她們能力不夠，或者不夠拼”，但是，學術界恰恰是那群“最會讀書、最熟悉規則、最能拼論文”的女性聚集的地方女性。如果連她們，這批學歷最高、最懂這套遊戲的女性都在階梯上不斷流失，那問題肯定就不出在“個別女性不夠努力”上面。
問題出在階梯本身，出在從博士到院士那一路上，那些不寫在招聘啟事裡、卻真實地決定著誰能上去的東西：誰有人帶、誰拿得到大專案、誰被推薦去做那個能見度最高的報告、誰在生育的那幾年正好錯過了最關鍵的晉升視窗、誰的“學術潛力”在評審眼裡天然就要先打個折女性。
再舉一個特別具體的例子女性。在大學裡，有很多活是必須有人幹、但又不太“算數”的，像帶學生、做答疑和心理疏導、當班主任、進各種委員會，或者是操持系裡的雜事。這些事被研究者稱作學術界的“家務活”，而它們往往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教師身上。大家會覺得，女老師更耐心、更會照顧人，讓她來帶學生最合適。
可問題是，評職稱真正看的，不是老師帶了多少學生，而是發了多少論文女性。於是就出現了一個很荒誕的分工：女性被鼓勵去幹那些消耗時間卻換不來晉升的事，而另一些人被騰出手來專心去做那件最“算數”的事。等到評教授的那一天，再來感嘆一句：“誒？怎麼女老師論文好像少了點？”
這就是那套轉換機制在學術界露出的真容女性。它不靠明令禁止女性，它只需要讓那套“看不見的規則”一點一點把女性篩出去。
我和沈洋合著的《新生育時代》中，我們訪談過很多位母親，於舒心是其中的一位，這是她書裡的化名，她在一個事業單位工作女性。
舒心是那種標準的“別人家的孩子”：她很年輕就進入了中層崗位，是單位裡被看好的後備幹部女性。後來，機會真的來了——領導明確告訴她，單位要提拔一位年輕的女性副院長，這個人選，就是她。
一個女性，已經站到了真正握有權力的位置門口女性。可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她生了二胎。於是，這個已經走到候選位置上的人停了下來。她辭了職，做了全職媽媽。
有人可能會說：不還是她自己要走？是女性。辭職是她自己提出的。但舒心後來告訴我，她其實很早就動過離開的念頭。
不是因為這份工作沒有給過她機會——正相反，它給過她很多認可，也給過她很快的上升通道女性。她一直很努力，既有“把事情做好”的慣性，也有來自老師、領導和組織評價的推動。一個人不斷被肯定，就會順著那條路一直走下去。
而這，也正好接上前面提到的那個更隱蔽的原因女性。
舒心很擅長在一套既定的規則裡做到優秀：把題答好，把事情辦妥，把交代的任務完成得漂亮女性。可是，走到副院長那個位置，要求的已經不只是繼續把事做好，而是要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掌握資源、分配機會、制定規則的人。這個轉彎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自然地拐過去。
更復雜的是，她其實並沒有把這份工作認定為自己內心真正熱愛的事業女性。體制裡那些她看得見的弊病、擰巴和消耗，讓她很難對那個職位生出強烈的使命感。
所以，她不是沒有能力，也不是沒有想法女性。她已經走到了權力門口，只是那個位置從沒真正變成一個她願意不惜代價去守住的東西。當家庭需要有人後退一步的時候，這份事業就被重新權衡。它給過她認可，給過她平臺，也給過她上升的可能，但它沒有給她足夠堅實的意義感和制度支援，讓她在那個時刻留下來。
一個已經站在權力門口的女性停下了腳步，而那個位置很快由一位男性補上女性。
從高校的職稱階梯到單位的晉升通道，那根“滲漏的管道”其實一直都在：女性並不是沒有進入通道，而是越往上走，越容易在半途一點點流失女性。
換個領域是這樣女性，那換個國家，換一種制度環境，結果會不一樣嗎？
就看離我們最近的東亞，日本和韓國同樣有那套把女性往家庭裡推的文化壓力，可細看下來，它們不是把中國的故事又講了一遍，它們是同一臺機器，用兩種完全不同的方式在篩掉女性女性。
先說韓國女性。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最新的統計，在韓國25到34歲的年輕人裡，女性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接近80%，是OECD全部40個有資料國家裡的第一名。而且，韓國年輕女性的高等教育完成率從2005年起就已經超過了男性，並且超出的幅度還在持續擴大。換句話說，如果只看學校裡的成績單，韓國年輕女性早就不只是“不差”，而是遙遙領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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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出了校門，韓國的性別薪酬差距是29%，是OECD所有成員國裡最大的一個，大約是OECD平均值的兩倍半女性。而且，這個差距在女性進入婚育階段之後，往往不是縮小，而是加強——因為一旦有了孩子，大量女性會從正規勞動市場退出，重新進入時，職位和薪資都大幅降級。
這幅圖景很清晰：成績單上，韓國女性贏了；勞動市場上，那張成績單換來的東西卻少得可憐女性。韓國證明的是一件事：教育這頭的入口可以做到極致地開放，兌換率卻依然可以被壓到極低。
接著再看日本，是另一種故事，它的問題不是“讀了很多書、出門被攔住”，而是女性在通往權力的教育軌道上，分流本身就發生得更早女性。
按OECD的資料，日本女性整體進入高等教育的比例並不低，但進入四年制本科的女性只有46%，在41個有資料的國家裡排名最後——因為大量女性被引導進了兩年制短期學院，而不是通向更高學位的本科軌道女性。
到了博士階段，女性只有三成出頭，同樣墊底女性。頂尖大學裡更懸殊——東京大學的女生比例長期只有約兩成。
這和中國的情況非常不一樣女性。在中國，考研其實是女孩更突出的賽道，是由女生“領跑”的。日本的圖景則是另一番景象：那些更容易通向本科、博士、頂尖大學和學術職位的通道，對女性開得更窄。什麼學校、什麼專業、讀不讀到博士，這些看起來只是“個人選擇”的分岔路，其實早就嵌入了性別的邏輯。日本的性別薪酬差距約在22%，在OECD的成員國裡也是偏高的一檔。
兩條路通往了一個結果女性。韓國是“讀得出去、上不去”；日本是“連進那條教育軌道，女孩就已經少了”。一個把關口設在畢業之後，一個把關口設在畢業之前。但兩邊最後都指向同一件事：教育能不能兌換成權力，從來不是由“女性到底讀了多少書”這一個變數決定的，而是由一整套更深處的制度邏輯決定的。
同一個篩選機器，可以在入口篩，也可以在出口篩選；換一個國家，它只是換了個地方下手女性。
04.
讓女孩成為出題人女性：
一個拿掉性別壓力的制度實驗
接下來，把鏡頭縮小一點，看一個更具體的制度實驗——當學校本身的環境中，把某些性別的壓力先拿掉，女孩會發生什麼變化？這個實驗就是女校女性。這裡以一所老牌知名美國女校韋爾斯利學院為例。
韋爾斯利坐落在波士頓郊外，是美國最負盛名的“七姐妹”女子學院之一女性。它長期穩居全美文理學院排名前五，在所有女子學院裡排名第一。但更引人注意的是：它每屆學生不過幾百人，卻走出一大批進入美國國家女性名人堂的女性——政治家、科學家、作家、法官都有。
按“招了多少學生”和“出了多少頂尖女性”的比例來算，這是一所成才密度高得不可思議的大學女性。我在韋爾斯利訪學的時候，近距離看過它是怎麼運轉的。
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
首先宣告：我不是要唱“女校讚歌”，更不是希望所有女孩都去上女校女性。女校解決不了所有問題。我真正感興趣的，是它創造出來的幾個非常稀缺的條件。
第一，是榜樣的密度女性。在好的女校裡，這件事並不是碰巧發生的，而是被有意識地安排出來的。
韋爾斯利學院在建校時，就有一支純女性的教師隊伍，董事會里也坐著大量女性——而那是一個連“女性教授”都聞所未聞的年代女性。
創校人是男性，亨利·杜蘭特，他曾經說過，想讓女孩們認真地做學問，她們必須看到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作為可以效仿的榜樣女性。也就是說，榜樣在這裡不是額外的鼓勵，不是校園文化裡的點綴，而是辦學條件的一部分。
一個十八九歲的女孩走進這所學校，看到女性可以站上講臺，可以管理學校，可以掌握學問和話語權女性。她每天接收到的訊號是：這些位置本來也可以屬於女性。
而且，這種安排並不是建校時做一次就結束了女性。1899年，韋爾斯利物色新校長，候選名單上第一次出現了男性候選人。創校人亨利·杜蘭特的遺孀寶琳·杜蘭特夫人明確反對。她的理由是，如果這一次接受一位男性擔任校長，那麼以後女性可能就很難再獲得這個位置。
這看起來是一次人事任命，其實也是一次制度選擇女性。選誰做校長，不只是選一個管理者；它同時在告訴學生、教師和後來者：這所學校最高的位置可以由誰來坐。杜蘭特夫人那一次堅持，幫助韋爾斯利延續了一種傳統：女性不只是可以在這裡讀書，也可以領導這裡。
這是正面的例子女性。反過來也一樣：今天很多機構的最高層依然清一色是男性——它一個字都不用說，就已經替年輕女性把“天花板大概在哪”標好了。
你看，誰能坐上最高的位置，從來不是什麼自然結果，而是一次次人事選擇一點點累積、一點點預設出來的女性。所以榜樣也從來不是煽情，它是一件需要被認真對待、甚至專門去安排的事。
第二，是機會不被性別預先分配女性。在很多男女同校的環境裡，有些機會會更自然地流向男生——不是因為誰公開規定，而是因為大家習慣這樣理解“誰更適合”。但在女校，所有位置都只能由女生來坐。上臺發言、組織活動、主持研究、帶領團隊，這些機會不會先被性別篩一遍。女孩在這些位置上被反覆推上去，也就在這個過程中被訓練出來。
《蒙娜麗莎的微笑》
第三，也是最微妙的一點：在女校，女孩不需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去管理別人對她性別的期待女性。她不用一邊做事，一邊惦記著“我這樣會不會顯得太強勢”、“我是不是搶了男生的風頭”。這部分被節約出來的精力看不見，但它其實很要緊。這樣女孩可以更心無旁騖地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發言者、一個組織者、一個領導者。
第四，是姐妹情誼和校友網路女性。女校往往會把一屆一屆的女性織成一張長期的、彼此託舉的網。個人的優秀在這張網裡更容易變成持續的支援——有人提攜，有人引薦，有人在你猶豫的時候推你一把。這恰恰對上了前面說的“第一道關”：職場拼的是資源和圈子，而女校正好給了女性一個練習去建立圈子的地方。
女校的意義，並不只是女校本身女性。它像一面鏡子，讓大家反過來看見，那個被稱為“正常”的男女同校環境也並不一定真的中性。很多機會分配、角色期待和領導想象，早就嵌入在日常執行裡。只是因為它太“正常”了，我們才不容易看見。
最後，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：那批坐在前排的女孩，後來去哪了？答案是，她們哪也沒去女性。
她們一直都在——在工作，在科研，在各行各業裡，依然認真、依然優秀女性。只是在從“讀得好”到“說了算”這條路上，有一道又一道關口，一點一點把她們篩了下來。
所以，成績單不能兌換權力，問題並不在成績單上女性。成績單是有價值的，那些高分、那些學位都是真本事。問題在於，從知識到權力之間，橫著一整套制度性的轉換機制。是它在決定哪些本事能被看見、能被兌現，哪些本事會在半路上就蒸發掉了。
這也是為什麼我特別警惕一種好心的說法女性。總有人鼓勵女孩：“你要更自信一點、更勇敢一點、更主動去爭取。”這話不能說是錯的，但它藏著一個很危險的暗示：它把整個問題不動聲色地推回到女性個人身上，好像只要她們自己再使把勁，那堵牆就會自己讓開。
但真正需要改的，不是女孩還不夠努力，而是那套決定了“努力能不能兌現”的機制女性。
所以，教育平等真正的下一步，不是再要求女孩去卷分數、卷學歷、卷名校，而是當她們從教室裡走出來之後，那條通往權力的路，也該為她們修平，讓她們不只是被允許“讀出來”，還能夠走到臺前去定義問題，去分配資源，去制定規則女性。
讓女孩去成為那個出題的人，而不是永遠做那個把題答得最漂亮的人女性。
*本文整理自看理想節目《當女性走出房間：全球性別與政策觀察20講》第2期，有編輯刪減，完整內容可移步“看理想APP”收聽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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