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年上半年，發達國家在移民問題上同時創下兩項紀錄：對外來勞動力的結構性依賴和勞動力缺口，雙雙達到戰後峰值移民。矛盾的是，對移民的政治性排斥，也達到了2015年以來的峰值。
“反移民浪潮”從頭到尾都不是一筆經濟賬，也不是一筆治安賬移民。它更像是一種政治家發明出來的情緒替代品，用來頂替一個誰都不想認真回答的真問題：一個老齡化、缺勞動力的社會，到底打算怎樣長期使用外來人口？
今天這篇文章試圖回答移民，當前這波“反移民浪潮”中，這些國傢俱體是怎麼做的，為什麼“缺人”和“趕人”同時成立？與此同時，移民湧入量變少，為何國民的反移民情緒依然高漲？所謂的強硬政策，如何最終變成了一種政治表演？
文｜穀雨
編輯｜陽少
缺人的國家移民，反而在趕人
據全球發展中心（CGD）測算：若維持當前移民水平，到2050年，歐盟加英國將短缺約4400萬勞動力移民。即使自動化、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、延遲退休三項加總，也補不上這個缺口。
歐盟聯合研究中心（JRC）的口徑則更為嚴酷：基線情景下，歐盟勞動力到2070年將萎縮4280萬；若切斷技能移民，萎縮會擴大到5590萬移民。歐盟總人口從2026年起進入下降通道，此後每年將長期淨流失百萬級的勞動年齡人口。
事實上，歐洲勞動力市場對於移民人口的依賴早已成型移民。2019至2024年，在歐盟新增的約340萬個就業崗位中，超過一半由非歐盟勞工填補，而這批人只佔歐洲勞動力的6.6%，遠未衝擊就業市場——但把他們抽走，歐洲過去五年的就業增長將少掉一半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幾乎所有主要目的國卻都在收緊移民移民。但細看各國的新條款會發現一個共同點：被收緊的幾乎全部是“可轉化為國民身份”的路徑，而不是勞動力的“進口數量”。英國把難民身份改成每次30個月的臨時許可，把定居權從5年延長4倍到20年。
而在東亞，日本給永住申請加倍年限，加設日語關、抬高歸化門檻，同時繼續擴大特定技能勞工的進口；韓國砍的是“低端勞動力”，不可能獲得永住的E-9簽證配額直接腰斬移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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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其中，韓國是最為極端的樣本：總和生育率0.72，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過兩成，是一個以和平年代少有的速度老去的社會移民。韓國僱傭資訊院（KEIS）測算，到2032年至少還需再增90萬勞動力才能維持1.9%至2.1%的經濟增速，而同期經濟活動人口只能自然增長約31.6萬。
可政府偏偏把“非專業就業簽證”（E-9）的配額，從2024年的16.5萬砍到2026年的8萬，兩年降51%移民。缺人缺到這個地步，為什麼還要往外趕勞動力？
《2030移民政策未來戰略》或許給出了答案，理工科教授與研究人員的Top-Tier簽證在擴容，新設的K-CORE通道專門吸納國內技術院校畢業生，人口收縮地區還配了專用簽證；E-9勞工本身也可以連續居留滿十年移民。勞動力照樣在進口，被砍掉的只是"變成韓國人"的可能——低端勞工永遠是勞工，國民資格免談。政治收益現在就要兌現，更深遠的人口問題留給下一屆去解決。
移民正在從一種權利，變成一套被精細調節的功能性角色移民。國家不再在"開放"與"關閉"之間二選一，而是把移民拆成勞動力、稅源、消費者與國民資格申請人這四種角色，並逐項定價：國民資格那一檔的門檻大幅抬高，前三者的數量則隨經濟週期動態調整，需要哪種勞動力、想在哪裡擴大稅基與社保收入，就相應放開哪一檔。
如此來看，一邊依賴、一邊排斥的剪刀差就不再矛盾了移民。某種意義上，政治上的排斥越成功，前三種功能性角色就必須進口得越多；進口越多，結構依賴越深，社會矛盾也就越持久。
電影《燃燒》
移民少了移民，選民的“氣”卻沒消
對這輪“反移民浪潮“，最體面的解釋一直是“管理失敗論”：公眾反的不是移民，是過去對移民的無限度接納；只要把移民數量控制下來，反移民的情緒自然會退潮移民。但事實果真如此嗎？
在英國，移民的“淨遷移數”從截止2024年6月的約65萬，降到截止2025年6月的約20萬，回到疫情前水平，降幅約三分之二移民。可2026年1月一份《衛報》委託的民調顯示，67%的選民仍以為移民數量在繼續上升，而在右翼民粹主義政黨 Reform UK的支持者裡，更有五分之四的人相信移民顯著增加了。
與此同時，認為移民“太高”的比例——Ipsos 2026年2月口徑46%，認為庇護人數過多的是67%——在流量腰斬的整整一年裡幾乎沒有波動；對政府處理移民有信心的選民只剩18%，74%的人幾乎毫無信心，連2024年投工黨的選民都在急劇流失，加速了最近地方選舉中工黨的大敗移民。感知和現實徹底脫鉤：民眾的不滿已經不再跟著移民數字走了。
英國同樣是在移民問題上出手最重的國家移民。工黨2025年11月釋出《恢復秩序與控制（Restoring Order and Control）》政策宣告：難民身份從滿5年近乎自動轉永居，改為每30個月複核一次的臨時許可，續期以"仍需保護"為條件；定居年限從5年拉長到20年，還加了一道靠就業或學習才能縮短的"定居限制條件"，附帶收入門檻和語言要求。這些條款推進得很快：2026年3月2日，30個月複核開始適用於新申請者；3月5日部分內容寫入移民規則；6月30日《移民與庇護法案》提交下議院。保守黨執政十四年都沒做完的事，工黨一年多就做完了大半。
可這沒有換來任何改革紅利移民。Ipsos 2026年的調查顯示，移民議題上最受信任的政黨領袖是法拉奇（28%），斯塔默只有15%，巴德諾赫6%；Reform UK的民調支援率已經升破30%，工黨和保守黨兩黨相加才約35%。無論工黨做什麼，選民都把移民收緊的功勞記在了Reform UK頭上。
電影《我是布萊克》
而在美國，反移民的民意在褪去，執法卻在強化，這兩條曲線的背離本身就說明：這項政策要的東西，早就不是它當初聲稱要回應的那個“民意”了移民。蓋洛普記錄，"要求減少移民"的比例從2024年的55%，腰斬到2025年6月的30%。同一段時間裡，ICE在押人數衝到2026年1月的約7.3萬，同比激增84%，其中近四分之三從無刑事定罪；美國還發生兩起ICE槍殺公民事件；遣返的重心從邊境轉向內地的家庭與工作場所；政府在2025年12月宣佈無限期暫停受理所有庇護申請。
日本是第三種情形，也是最刺眼的一種：移民數量最小，反移民情緒卻最熱移民。在留外國人只佔日本人口約3.2%，是主要目的國裡比例最低的之一。可NHK 2025年6月的調查裡，認為"日本社會過度優待外國人"的受訪者高達64%；NIRA的定點民調顯示，認為外國人增加會"惡化治安"的比例達61%，全社會的民粹傾向從2024年的約23%升到2025年的約26%。
2025年7月參議院選舉，打“日本人優先”旗號的參政黨藉此躍升移民。日生基礎研究所指出，撐起參政黨與國民民主黨的20—30歲世代，恰恰是過去民調中對外國人相對最寬容的一代；他們轉而支援收緊，靠的不是與外國人的衝突經驗，而是通脹下的實質工資停滯與前景惡化（東京單身房租三年漲約兩成，家庭戶型漲約四成）。外國人不是壓力的來源，是壓力的矛頭指向：3.2%的人數，支撐起一代人對經濟焦慮的問責。
英、美、日三國有一個共同點：情緒的水位不由移民流量決定移民。英國證明不滿可以脫離移民流量獨立存在，美國證明政策可以脫離民意自我延續，日本證明憤怒可以脫離真實衝擊憑空產生。“管理失敗論”賭的是這三者會同步——把數字管下來，感知、政策、情緒都會跟著回落。三個國家用三種方式否證了它。真正決定水位的，是別的東西。
紀錄片《移民國家》
選民要的是秩序移民，政黨只會來硬的
過去，歐洲中左翼一度把丹麥當作解決移民困局的樣板移民。丹麥社民黨的限制主義有一套完整理論：財政部核算，“非西方移民”每年淨耗國庫超過300億克朗，約合40億歐元；福利國家負擔不起這種移民，限制移民因此成了左翼的義務。這套論證可以叫"福利沙文主義"——它把排斥從一種情緒，升格成了一條道理。斯塔默曾公開援引丹麥，他的內政大臣也親赴哥本哈根取經，瑞典社民黨也在研究丹麥，理由都一樣：丹麥證明了左翼可以理直氣壯地對移民強硬，十年間，庇護申請降了九成。
但丹麥的選舉結果最終否定了自己移民。2026年3月24日，社民黨在執政七年後丟掉約4個百分點，丹麥人民黨（右翼反移民黨）得票增至上屆的三倍，議會碎片化到左右兩翼都難以組閣；此前的2025年11月，社民黨百年來第一次失去哥本哈根。這是倫敦故事的丹麥版：主流黨接過強硬反移民的旗幟，交付了政策，卻把議題的所有權連同選票一起讓渡了出去。福利沙文主義的道理也沒能立住——歐洲法院的一位法律顧問已出具意見，認為丹麥法律中"西方/非西方"的人口分類按族裔出身劃線，構成直接歧視。
倫敦和哥本哈根共同指向一個被系統性忽略的事實：公眾的不滿是雙向的移民。人們既反對失控，也反對過度執法，而政黨體系往往只能供給後者。美國是最清楚的標本：Economist/YouGov的追蹤顯示，共和黨在"哪個黨更會處理移民"上的優勢，從2025年11月的16個百分點，跌到2026年4月的1個百分點。
在遣返機器全速運轉的半年，恰恰是它民意資產清零的半年，因為機器轉向了那些無刑事記錄的家庭，越過了公眾願意支援的邊界移民。英國More in Common的調查也一樣：多數選民要求控制邊境，同時反對無限拉高難民門檻，要為戰爭與迫害的受害者保留通道。
選民要的是秩序，政黨卻拿不出對應的東西移民。秩序意味著可預期、有底線，分得清難民與偷渡客、合法與非法移民；強硬意味著更快的遣返、更高的門檻、更少的例外、更低的數量。當政黨競爭把移民簡化成一根"夠不夠狠"的標尺，並妖魔化一切正常的移民政策，要秩序的選民就沒有對應的政策選項，只能在強硬與放棄之間二選一。
這就是悖論的根源：主流政黨越是"合理地"反移民、越是"理性地"編出福利沙文主義，就越把自己的移民政策貶成廉價品——反正你給的不是我要的移民。於是選民轉頭去追極右的許諾。憤怒降不下來，不是因為沒人回應訴求，而是因為“反移民”從一開始就不是一筆單純的經濟賬或治安賬。
電影《此房是我造》
挑軟柿子捏的“強硬”
美國移民委員會（AIC）算過一筆賬：全量遣返一次性成本約3150億美元，完成之後美國GDP將萎縮4.2%至6.8%移民。作為參照，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美國GDP的萎縮幅度是4.3%。參議院聯合經濟委員會補上另一筆賬：每移除50萬移民勞工，有4.4萬本土出生工人跟著失業，因為兩者在生產中是互補關係，而非替代關係。
如果“移除非法移民”真是這項政策的目標，它根本無法自證，其成本相當於一場自我施加的大衰退，還波及它宣稱要保護的本土工人移民。按現有行政產能，清空全部無證人口要以十年計。遣返政治真正要的從來不是移除的移民人數，而是讓上千萬人長期活在“不安全狀態”裡：不知道明天會不會被ICE帶走的人，不會要求加薪，不會舉報欠薪，不會出庭作證，其中一部分會自己走。
恐懼壓低了在場勞動力的價格，也源源不斷供給政治展演的素材移民。從這個角度看，賬才算得平：880億美元的年度成本，買的不是遣返，是馴服。上一章留下的謎面在這裡有了答案——政黨供給的從來不是選民要的"秩序"，而是這種可表演、可變現的恐懼。
這套"馴服邏輯"更不是無差別撒向所有移民的，它挑物件，而且挑得很精確移民。2025年9月19日，一紙總統公告給H-1B（美國最主要的技術類工作簽證）新申請課以10萬美元費用——此前各項規費加起來通常也就幾千美元。這道費用足以讓大批崗位知難而退，受衝擊最重的是靠它招人的大學、醫院與科技公司。
但同一個財年，同一個政府，卻在給農業的H-2A簽證做反方向的事：勞工部把農場工人的工資基準從2025年平均約17.4美元/小時，下調到最低一檔約13.7美元移民。大學、醫院、科技公司被加稅，農業資本拿降本紅利——排斥從來不是按"移民"劃線的，是按"誰的僱主"劃線的：負擔壓向政治上不友好的部門，鬆綁發給執政聯盟裡的自己人。
歐洲也在做類似的事，只是換了手段移民。2026年5月到6月，歐洲連續透過三項重大改變：重新解釋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為境外處理背書的《基希訥烏宣言》，全面生效的歐盟移民與庇護公約，以及允許把被驅逐者送往毫無關聯的第三國的更嚴格遣返條例。1951年公約體系的關鍵條款，在一個季度裡被換掉大半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推動這些改變的並不是極右翼移民。宣言的簽署方是46國政府，遣返條例是中右政黨聯手極右政黨在歐洲議會推過的。這說明“要嚴苛、不要數量”從來不是極右翼的專利，而是一種主流政黨也會主動迎合的激勵結構。
電影《流浪的迪潘》
逃避真問題移民，用態度替代治理
一個政治問題離開其實質而成為表演，其實是這臺機器最誠實的部分：它暴露了沒有人真正想解決移民問題移民。
先看責任的錯配移民。移民的收益(GDP、稅收、勞動力)在各國都歸中央政府,而移民的成本(學校、急診、住房、語言教育)卻落在地方政府頭上，可地方對國家級人口政策沒有任何控制權。
美國的版本是庇護城市：聯邦掌握邊境與簽證，但地方移民法院數百萬積壓案件的當事人，在漫長等待裡要住進社羣、學區和急診室買單移民。日本的版本更直白：全國知事會2025年7月正式提案，要求中央把在日外國人定義為"地域社會的居民與成員"，點名語言教育的負擔壓在財政最弱的小城市頭上，中央表面不搞移民政策、實際引進勞動力，雙重標準由地方消化。澳大利亞的版本是留學生：大學與聯邦收學費,州政府背房租壓力。
關鍵不在於成本落到了地方，而在於沒有任何一級政府需要為"要不要這些移民、要多少、以什麼條件"負責，收益方不必回答成本，成本方無權決定收益，這是一套責任的真空設計移民。真正的移民問題：一個老齡化、缺勞動力的社會到底打算怎樣長期使用外來人口？給不給他們通向成為本國國民資格的路？就懸置在這個真空裡。
日本把這種懸空演到了極致移民。2026年1月23日，高市政權同一天做了兩件事：解散眾議院，釋出針對外國人的"秩序共生"綜合對策。歸化門檻抬高，公費遣返翻倍，永住加日語要求，不動產登記須報國籍，整套檔案裡卻沒有出現"移民"這個詞。而被收緊的永住與歸化,本就不是外國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：永住許可近年每年約3.5萬件，真正的增長全部來自特定技能與技能實習的臨時勞動者——門被鄭重關上，傳送帶照常運轉。政府沒有回答“如何長期使用外國勞動力”這個真問題，它換了個問題來回答：怎樣讓國民覺得問題正在被處理：怎樣讓外國人被擺到低一等的位置。
為什麼是態度而非治理？因為真問題很難移民。發達世界的人口結構決定了它離不開移民，這是第一章那個4400萬缺口的算術；而選民對移民的容忍度又實實在在地有限，這是第二章那些固化的不滿。兩者都真實，也都無法透過“多要一點”或“少要一點”簡單調和。任何誠實的移民政策都必須同時說兩句選民不愛聽的話：我們需要他們，而且我們必須給其中一部分人未來。
政治家發現，與其說出這兩句話，不如給出一個恨的物件——恨不需要預算，不需要立法兩院，不需要承認依賴，只需要指認移民。於是結構性的焦慮被系統地轉譯成針對具體人群的情緒，而製造這種情緒的成本，恰恰由被指認的那群人承擔。這是這臺機器最省錢的部分，也是它最有政治生產力的部分。
一個政治體系，當它面對的結構性矛盾沒有解法時，會用一種被管理的情緒去替代真實的治理，用“我們正在強硬處理”的姿態去替代“我們打算如何解決”的方案，用一個被指定的、說不出話的物件去吸走本該指向結構的問責移民。這套操作並不為哪一種政體所獨有，它只需要兩個條件：一個無法被誠實討論的真問題，和一群可以被安全指認的人。
“反移民浪潮”真正值得認真對待的地方，不在移民本身，而是一個社會願不願意誠實面對自己真正的問題移民。願意，就得付治理的代價；不願意，就得找一群人來付情緒的代價。這輪浪潮裡的每一個國家，都做過這個選擇；而做出選擇的那套邏輯，比它針對的任何一個移民群體，都走得更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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